君子愛人以德——朱自清與葉石蓀是為莫逆之交

葉石蓀(1893-1977)，原名葉麐，字石蓀，以字行，四川古宋人，是文學史上一位久已湮沒的學者、心理學家。其事跡不彰，鮮有文章名世，以致人們只能從他人口中零星地獲得些材料。然而，筆者近來發(fā)現(xiàn)，朱自清的日記中有五十余處關(guān)于葉石蓀的敘述，故特將二人交往的相關(guān)史實鉤沉如下。

人生初相見，歷久成故交。朱自清與葉石蓀相識于母校北京大學，朱自清1917年由預科轉(zhuǎn)入哲學系本科，一年后葉石蓀考入同系，成為上下級。三十多年后，葉石蓀都還記得少年初見時朱自清的模樣，“……他與我同是新潮社底社員，因此彼此都知道。我只在聽胡適之先生，或梁漱溟先生底課時，在人叢中偶爾看到他。他是一個矮小的人。白白的一張臉。一個很高廣的前額，濃眉。在濃眉之下，透過眼鏡，我們可以看見一雙難以形容的眼睛……一個不大不小，正直的鼻子。兩片薄薄的嘴唇。他的舉止安詳，態(tài)度從容，說話緩慢。聲音帶一點揚州腔調(diào)。”(葉麐《悼佩弦》)但由于沒有共修的科目與年級的隔斷，二人求學之時并不熟稔。

友誼的生長，始于清華園。朱自清1925年到清華學校新設立的大學部任國文教授。葉石蓀則在1930年留法回國后就聘清華大學理學院教授。1932年之后的五年里，二人都寓居北平，與一班良師益友同在清華園內(nèi)談文論藝、商討學術(shù)。

攜友訪古碑，冶情山水間。1934年2月25日，朱自清偕夫人陳竹隱，邀葉石蓀前往北平北郊的樹村訪歡喜老墓碑。游畢，朱自清在當天日記中錄：“下午與石蓀、竹隱同至樹村，訪歡喜老墓碑……此游甚暢，但石蓀心中有事，頗不能釋耳。”〔《朱自清全集》(第9卷)〕后來朱自清在《歡喜老墓碑》中亦提：“直到去年夏末秋初，一個朋友為了一個什么人苦悶得走投無路;我們夫婦想起樹村，便約他去走走，解悶兒。”“一個朋友”指的就是葉石蓀，讓葉石蓀不能釋懷的應是葉個人婚戀的曲折。葉石蓀的第一位夫人是他留學后相偕歸國的法籍女子。1933年，葉夫人因思鄉(xiāng)心切而急欲返法，有朱自清1933年4月7日日記為證：“下午訪石蓀，承詳告其夫人將回國事。又述其伉儷平日生活經(jīng)過。大抵石蓀人甚誠篤，然太注意瑣碎處，致其夫人覺處處受干涉，此殆因其從艱苦中來而然。余自問亦頗有此病，竹亦謂應當改之。石蓀仍盼留其夫人，但難也。”送夫人歸國后的葉石蓀在朋友的說合下重又結(jié)識新戀人，但經(jīng)過頗為坎坷，當中的諸多隱情朱自清都悉數(shù)錄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記中。正因如此，朱自清夫婦才約葉石蓀訪古尋幽，體味“歡喜老”曠達超脫的心境。

與此同時，二人還同游松堂。朱自清在1935年的散文《松堂游記》中說道：“去年夏天，我們和S君夫婦在松堂住了三日。”(朱自清《松堂游記》)在1934年6月30日日記中記，“昨夜大雷雨，頗悵悵，因定今日往西山松堂也。幸早間放晴……石蓀夫婦同來。石蓀謂少年時興致好，一來必攜棍游山，今不能矣，余以為然”。(王瑤《朱自清日記選錄》)由此，朱自清文中提到的“S君夫婦”即葉石蓀夫婦，此時結(jié)束跨國戀的葉石蓀已另覓得佳偶，喜結(jié)良緣了。早在出游的五天前，朱自清就發(fā)出邀約，“訪石蓀，并送《蕙風詞話》，約去松堂住三日”。這逆境時的相扶與得意時的同歡，可謂是“益友”所為。

“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”，學術(shù)上的切磋拉近了兩人的關(guān)系。朱自清在1933年1月15日記，石蓀評其《給亡婦》文?！督o亡婦》是朱自清哀悼亡妻武鐘謙的懷念文，是傾心泣血之佳作，即便如此，葉石蓀仍大膽直言朱文過于雕琢，“前半似有用力痕跡”;1934年9月4日，葉石蓀拿來一篇論文共賞，朱自清在當日記道“文章不錯，但風格頗歐化”，這篇論文是葉石蓀的《由心理學的觀點試論小說中景物底寫法》，談論的是小說問題與心理學的關(guān)系。論文語言的歐化風，對崇尚“作文如說話”的朱自清來說，殊難茍同。朱自清毫無隱瞞地直接評述“我不喜歡這種不自然的風格”。兩人相互之間的這種直言不諱，可謂是“諍友”之行。

“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”朱自清1933年8月2日記，石蓀“勸勿為《大公報》作稿，此等稿幾于人人能作，又雨公未必愿我等為其作稿”;12月26日，葉石蓀指出他人文章中有諷刺朱自清的地方，為此朱自清立誓“以后當埋頭治學，不談時髦問題，亦不談大問題”，可見兩人這時已互為“知音”。

人生大事件，彼此同休戚。朱自清在1934年6月20日記道，“晚入城參與石蓀婚禮，濟濟一堂有二百余人，晚歸”。這婚禮是葉石蓀與鄧昭儀的新婚典禮，在北平擷英番菜館舉行，朱自清作為好友自然不會缺席。1935年9月1日，朱自清記“至豐澤園赴張志和宴會，是為送別石蓀，馮芝生和林培春亦在座”，這是送別葉石蓀的宴會，此時葉石蓀將赴歐美考察，并擔任中外文化協(xié)會理事長。(《西南師范大學教授名錄》)葉石蓀于1936年離開北平，相繼到山東大學、四川大學、武漢大學等校任教，朱自清也在1936年8月19日記“石蓀將到山東大學任教授”。自從葉石蓀去他處謀教職后，朱、葉二人便相隔甚遠，無法經(jīng)常相見了。

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，朱自清隨校內(nèi)遷昆明任教，葉石蓀在西南地區(qū)教書。1940年7月，朱自清前往成都休假兼做研究，與妻子在蓉居留一年左右。〔《朱自清全集》(第11卷)〕1941年10月，朱自清結(jié)束休假，在返校途中經(jīng)過樂山，看望了葉石蓀、朱光潛、楊人楩等舊友。(顏林《朱自清先生在敘永》)相隔五年后，老友再次相聚，皆是喜不自禁，堪為“摯友”。

1948年8月12日，朱自清猝然離世，文藝界人士扼腕唏噓，深切懷念。葉石蓀為亡友撰寫憶念文時稱，二人是“能夠相知”的“知己”，回顧這段歷經(jīng)風雨的友情時，他說：“在友誼上我永遠忘不了在我受人排擠時，他勸我按下憤怒，不要失掉我們的風度。我忘不了在我要批評朋友底作品時，他勸我顧全友誼，只提出自己的主張。我忘不了六年前在我將離開成都時他提著一瓶茅臺酒到我的寓處來，說不能約我吃飯，只能共飲幾杯的那一番盛意。我更忘不了兩年前在成都某朋友底庭院中，我們兩人促膝談心，他鼓勵我的那些話語。那真是‘君子愛人以德’。”(葉麐《悼佩弦》)作為四川地區(qū)北大同學會理事長的他，還在成都的追悼會上沉痛追念故人：“朱自清先生之死，在教育上是喪失了一良師，在文學上還喪失了一巨星，在領導青年、在推動社會進步上講，尤其感到朱先生的早逝，更是極大的損失。”(天飏：《紀念青年的導師——記朱自清先生追悼會》)

魯迅曾言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當以同懷視之。”朱、葉二位先生在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，彼此間亦師亦友，肝膽相照，書寫真性情，締結(jié)真友誼，是為莫逆之交。(作者：王妙迪 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(yè)博生研究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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