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史｜張季鸞：榆林城走出的報界宗師

他手執(zhí)一筆，指點江山，為國家興亡奔走吶喊，喊出了“四不”宣言；他淡泊名利，以國家、民族利益為重，展現(xiàn)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博大胸懷，與書法大師于右任、水利專家李儀祉同被譽為“陜西三杰”；他是榆林人的驕傲，媒體人一生追求的典范。他就是張季鸞。

一介書生，卻令井岳秀為他下跪支鐙

張季鸞，名幟章，祖籍榆林，1888年生于山東鄒平縣。他的父親張楚林于光緒二年考取進士，為榆林地方百年來稀有。為此，張楚林一直念念不忘兩人，一是時任總兵劉厚基，二是知府蔡兆槐。據(jù)說他還在家中給二位立了牌位，令子孫后代祭奠。

榆林城里的人大多都聽過許多關(guān)于張季鸞的故事，這其中，要數(shù)他回籍謁墓時，井岳秀給其下跪支馬鐙最廣為流傳。

這是發(fā)生在1934年8月的事。張季鸞先父百年紀念、先母三十年祭辰，他回籍謁墓。到達榆林，時任國軍八十六師師長井岳秀聞訊，專程到城南二十里的三岔灣迎候，并下跪支馬鐙，扶其上馬（另有一說是手抓馬鐙，扶其上馬）。行至南關(guān)閣，井岳秀又是上前扶張季鸞先生下馬進城。

一個堂堂國軍將領(lǐng)、權(quán)傾一時的“榆林王”，竟為一報界人士遠迎、下跪和支鐙，真讓人難以想象。更讓人驚異的是張季鸞先生隨井岳秀進入榆林城，其時天已昏黑，當?shù)匕傩諈s夾道而立候迎，這在榆林城更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。

期間各校紛請演講，張季鸞先生有請必應(yīng)，并請大家提案質(zhì)疑，師生所出難題，張季鸞先生一一作答，無不中肯，令人嘆服。

張季鸞先生返里，頗為風光，所到之處，恭維話聽得耳朵也磨出繭了，他總不免謙虛一句，“一介書生而已”。其實他何止一介書生，究竟有何來頭，且聽我們慢慢從頭道來。

張季鸞先生的父親張楚林是一個飽學(xué)秀才，四十多歲中進士后，分發(fā)山東做了幾任知縣。小心翼翼力求不昧良心，名聲是好的，“終身儒素，不茍取與，與人厚，自治惡，工文辭書法，未嘗自詡，教子孫專志經(jīng)史，勿盾舉業(yè)”。他為人正直，不趨炎附勢，常常受到知府的申斥，仕途不順，心中憋著一股怨氣，自不必說。

他與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，兩個已長成，老三帶在身邊。張季鸞是他與后妻生的兒子，從小喜閱課外書籍，“年少而奇”，較早地對社會有一定了解和體驗，其思想、精神和知識需求豐富且雜。

張季鸞的可貴之處就在于過目成誦，且從諸多需求中敏銳、準確地抓住關(guān)鍵、重要之點，展露過人才華。

張季鸞的生母是魯南人氏，她的父親是個窮秀才，她自幼耳濡目染亦精通文墨，理家十分勤儉。

生活在這樣知書達理的家庭，張季鸞從小就愛讀書，其讀書最大的特點是全神貫注，對于他感興趣的東西能過目不忘，十歲左右所作的文章已能成篇，四書五經(jīng)都已讀熟，還常常愛問國家大事，也不時把自己珍藏的顧亭林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的著作翻閱查看。

他的父親常常對其母說：“這孩子很聰明，比他三個哥哥都強，會成大器的，只是身子骨太單薄，你要好好撫養(yǎng)他，加以調(diào)理?！?/p>

張季鸞13歲時，他的父親去世，悲痛之余，他陪母雇傭了馬車，要把他父親的靈柩運回故土安葬。他們?nèi)找辜娉?，目的地就是家鄉(xiāng)榆林。

回到榆林，張父入土為安。張母原以為張家與人合開的那個津貨鋪子可以使他們母子衣食無憂，哪想到鋪子已經(jīng)關(guān)門，經(jīng)手人吞沒了款子，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。但張母是一個堅強的女性，摸摸包裹里僅有的幾個元寶，毅然對兒子說：“天無絕人之路，我會把這個家撐起來的！”

話是這么說，但之后張家生活甚是艱難，張季鸞上不起學(xué)，只好外出游學(xué)。名義上是游學(xué)，實際上是因生活所迫外出糊口。

就在其時，他遇到了影響他一生的人——延榆綏道署陳兆恒，“愛其才，憐其貧”，讓張季鸞和他的兒子一起在榆陽書院就讀。

“作文一揮而就，詩意超群”，這是張季鸞就讀于榆陽書院時，同學(xué)們對他的贊譽，因而他便有“神童”之譽。他漸漸地接受了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(xué)，為萬世開太平”之思想，構(gòu)建了以天下為己任、憂國憂民的思想基礎(chǔ)。

其實大凡讀書人可分為兩類：一類是“書袋”，從小學(xué)到中學(xué)再到大學(xué)，讀過的書有一人多高，不管是什么書，只要是學(xué)校里規(guī)定的便只管讀來，一本一本地裝進肚子里，卻并不消化，也不會創(chuàng)造，所以叫“書袋”；二類是“書錐”或“書鉤”，這些人的眼睛就像錐子，讀書處處留神要問個為什么，必須把那本書用錐來穿再鉤出點什么才肯罷休，他們讀的書不一定多，但是思維越訓(xùn)練越發(fā)敏捷，碰到問題一針見血，又舉一反三，因此也就不斷地有所發(fā)現(xiàn)，有所創(chuàng)造。

張季鸞乃是后一類人，在榆陽書院讀書半年，他像是經(jīng)歷了一場漫長而奇幻的夢，個子雖然沒長多高，但識見閱歷卻突然成熟起來，學(xué)業(yè)精進，展露非常才華。

田善堂先生雖是一位宿儒，但對小小年紀的張季鸞有些束手無策，尤其是后者勤學(xué)好問，往往使他難以應(yīng)付。勉強過了半年后，頗有自知之明的田先生對張季鸞說：“你天資聰明，家學(xué)淵博，老朽無能，不能再耽誤你學(xué)業(yè)了，你還是到禮泉的味經(jīng)書院去攻讀吧！”

這年秋，張季鸞首次離開母親懷抱，來到了禮泉拜關(guān)學(xué)大師劉古愚老先生，得其指點，他的學(xué)識和人生觀都發(fā)生了重大變化。后來轉(zhuǎn)到三原宏道學(xué)院讀書，在這里他結(jié)識了比自己大幾歲的于右任先生，以及后來在辛亥革命、護國之役嶄露頭角的多位陜西精英。

經(jīng)過一段時間的學(xué)習，張季鸞的學(xué)業(yè)突飛猛進，成為了佼佼者，進入了不少學(xué)子夢寐以求獲得先生賞識和器重的行列。曾被他常常登門求教的陜西臺學(xué)沈衛(wèi)（沈鈞儒父）贊譽道：“這真是一位好學(xué)而又富于想象的青年，他所提出的問題，不是一般的問題，而是要通過共同探討才能解決的?！?/p>

張季鸞與夫人陳氏、兒子張士基合影

除了刻苦讀書，張季鸞還愛思考，當他的頭腦中突然涌起什么思潮時，就立刻記在他的雜記本上。此外，他還好與人探討，而沈先生倡導(dǎo)的新學(xué)注重經(jīng)世致用，對張季鸞產(chǎn)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張季鸞赴日留學(xué)是陜西官費派遣。那時候出國留學(xué)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，即使是書香門第或達官貴人的子弟，也鮮有此等好事。官費出國留學(xué)深造者，更是寥寥無幾，足見張季鸞當時才華橫溢。到日本不久，由于勤奮努力，他的日文日語很快就能聽講、筆記，各項課程全能應(yīng)付裕如。

他赴日所學(xué)的課程主要是政治經(jīng)濟學(xué)，還接觸到了西方資產(chǎn)階級政治經(jīng)濟學(xué)說，以及西方自由、平等的資產(chǎn)階級思想。這些對他起到了醍醐灌頂?shù)淖饔?，他開始漸漸覺醒，同情和支持中國的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，并認識到青年乃是人生最寶貴的時期，亦是人生最有為的時期。

這一時期，革命的形勢異常高漲，孫中山先生在東京組織了同盟會，并在成立大會上演說：“吾等革命，總要有個主義，那么吾等主義是甚么？乃是民生主義、民族主義、民權(quán)主義……”張季鸞堅決響應(yīng)“三民主義”的口號，并經(jīng)同鄉(xiāng)康心孚介紹，謁見了孫中山先生。有書籍、報刊和雜志想當然地說其時張季鸞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同盟會，其實非也。

事實上，當同盟會陜西支部長井勿幕征詢其是否愿意加入同盟會時，他斷然表示沒有這個想法，并言明自己已立志要當好一個新聞記者，以文章報國。他很清楚，要做好一個記者，最好要超然于黨派之外，說話才可以不受約束，不必宣傳一種主張，也易于發(fā)揮自己的才能，更易于為廣大讀者所接受。正因為他有如此境界，于右任在后來作懷念他的詩中，有“發(fā)愿終身做記者，春風吹動耐寒枝”之句。

“沒坐過牢，不是好記者”

在日本留學(xué)期間，張季鸞經(jīng)常閱讀當?shù)貓蠹堉械臅r事新聞，對新聞事業(yè)更加濃厚起來。他已感到報紙頗能影響人心，認定報紙是救國的有力工具。

1908年，在日本留學(xué)的張季鸞回國至榆祭祖，但主要是其母生前為他訂了一門親，女家催迫甚緊。與高蕓軒女士完了終身大事后不久，他即啟程再次東渡。

孫中山非常賞識張季鸞的人品和才華，對他十分器重并委以總統(tǒng)府秘書之重任。此時張季鸞還不到24歲，但才華橫溢，文采不凡，《臨時大總統(tǒng)就職宣言》等重要文稿出自其手。由他發(fā)給上?！睹窳蟆返摹爸腥A民國臨時成立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(tǒng)”專電，此乃中國近代報業(yè)史上第一份新聞專電。

這一時期，有些文化人因為虛榮心太強，理念為欲念所亂，不能保持自己純潔的人格，利欲熏心，趨炎附勢，乃至附會于軍閥、政客而囂張起來。他們以為領(lǐng)個頭銜就能夠吹牛拍馬，耀武揚威，哪知道什么報國一類使命。

相比之下，張季鸞身上最值得人們崇敬之品質(zhì)，即文人之錚錚傲骨和銳氣，筆成為了他手中極具殺傷力的武器。在他的新聞思想中，言論報國、新聞救國是從事新聞活動的重要目的。其文風大膽勇猛，時常顯露“驚人之舉”。他常言：“上天生吾等并非混世而來，乃有相當責任托付吾等，此乃使命。吾等絕不盲從、沖動，自暴自棄而放棄自己的責任；絕不吹牛拍馬、充當走狗一類之人?！?/p>

當1913年初，袁世凱與英、法、德、日等五國簽訂了出賣主權(quán)的《善后借款合同》，張季鸞通過采訪得到了這一合同的全文后，即在上海《民立報》直言不諱地披露了此樁骯臟交易，引起軒然大波，這成為了“二次革命”的一個導(dǎo)火索，報社被查封，他自己也落得被囚禁三月有余。

幾遭不測，備嘗鐵窗滋味，但他并未垂頭喪氣，依然硬骨錚錚地堅持自己的見解，百折不撓。段祺瑞當政后向日寇出賣了國家主權(quán)，他又因在報紙上揭露其卑劣行徑，再度入獄。

在獄中痛苦地呆了幾天后，張季鸞感到隨時有被拉出去殺頭的危險，他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前途，就感到萬分的恐懼和傷心。

可是，他并不總是這樣悲觀失望，倒覺得這次入獄是件非常幸運的事，因為自從入獄后他與外界隔絕，為了解除寂寞，只有讀書、思考，他還對自己早期的撰稿和辦報經(jīng)歷進行了反思和總結(jié)：雖未加入任何黨派，然一直效力革命派報紙；作為政黨報紙，其言論備受約束，而言論自由是他內(nèi)心深處一直追求的目標；不同黨派報紙進行論戰(zhàn)，報紙出現(xiàn)互相攻訐、謾罵等格調(diào)不高之言論，甚至低級趣味之言辭，如此與傳統(tǒng)知識分子那種清高自好的特質(zhì)相悖；政黨報紙常常因種種原因，比如經(jīng)費不足、經(jīng)營不善、黨派之爭、權(quán)力之爭等而?？?。

做一名好記者是張季鸞一生的追求，而舊時有句話：“沒坐過牢，不是好記者?！痹谀呛诎档臍q月里，記者要說真話，敢于堅持進步，爭取民主，沒有不吃苦頭的。張季鸞兩度被捕，受盡牢獄之苦，在這一階段可以說是經(jīng)得起考驗了。他很想投入這革命的洪流，但思來想去，唯新聞記者適合自己，更加肯定了《新聞報》所擁有的言論自由。

接辦《大公報》，筆墨之間盡顯傲骨

張季鸞命運轉(zhuǎn)機的關(guān)鍵時期是1926年，這一年他聞知舊《大公報》?？朴|動靈感，覺得此報名就讓人產(chǎn)生諸多遐想，遂向友人吳達銓提出接辦此報的想法：“此報?？呛芸上?，不如我們接來重新辦理，豈不甚善？”

誰能想到，張季鸞執(zhí)掌《大公報》后，竭力改變只靠摘引官方文件發(fā)布消息的陋習，千方百計必欲得事實的真相而發(fā)出第一手消息。

《大公報》靠鋒利的筆觸和良好的經(jīng)營，旗開得勝，很快在報壇獨樹一幟，實屬罕見，這也成為了張季鸞一生命運的轉(zhuǎn)折點。從此，他開始了向影響全國，震驚世界，獲得莫大榮譽的征途一步步地邁進了。

抗戰(zhàn)時期與友人合影(左三郭沫若,右一雷震,右三陳豹隱,前排中張季鸞)

在整個抗戰(zhàn)時期，他攜一張《大公報》與國家同生死，與民族共命運，以廣博的學(xué)識和深厚的文字功底，撰寫了大量分析透徹、文風犀利的文章，駁斥“亡國論”，堅持團結(jié)抗戰(zhàn)，對日寇暴行口誅筆伐，大大鼓舞了國人斗志。

道德之光常常燃起智慧之火。有人曾問張季鸞先生獲得成功的經(jīng)驗，他奉告人們：“人只有獻身社會，才能找出實際上是短暫的而又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?！笔聦嵣希瑥埣钧[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，不只是得益于他那出色的語言和表達才能，更重要的恐怕是在于他那明晰而聰慧的頭腦，以及社會責任心。

鮮為人知的是，張季鸞先生為報效祖國，喜歡拳術(shù)，練就了一副強健的體魄，這為他能精力充沛、不知疲倦地讀書和寫作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(chǔ)。他還酷嗜研究昆曲，與曲師多有交往，雖然在這方面沒有什么建樹，卻使他的業(yè)余生活豐富多彩。

他一生多在外地，但他一直心系家鄉(xiāng)，無論發(fā)生大旱，還是鼠疫蔓延，他都出手相助。遺憾的是人過中年，膝下無子，后續(xù)娶了一位年輕的陳孝俠女士，于1937年才得一子。于右任先生曾于他五十壽時，贈詩有云：“榆林張季子，五十更風流。”其興趣風雅，尤可知其概略。

當抗日戰(zhàn)爭進入了相持階段后，張季鸞先生本想一鼓作氣，再為抗戰(zhàn)救亡完成一系列文稿，卻出現(xiàn)了使他最難過的歲月。

他那廢寢忘食般的籌謀和寫作，所付出的巨大勞動，使他的身體漸漸不支，但他仍然不遺余力地寫作，只要有一分力，有一口氣，就不放下手中的筆。他每天睡得很晚，躺在床上還不合眼。就這樣，長期通宵達旦地工作，身體嚴重透支。

張季鸞先生還有著濃厚的鄉(xiāng)土觀念，身居在外，喜歡了解家鄉(xiāng)的情況，思念著家鄉(xiāng)的一草一木，一時一事。獲悉其時日本鬼子不停地轟炸榆林城，他悲憤不已，用手中的筆去抨擊日寇暴行。

禍不單行，榆林民眾不僅僅遭到了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，這一年災(zāi)荒頗重，民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。各界聯(lián)合擬撰電文，欲懇請張季鸞先生轉(zhuǎn)告國民政府，撥濟家鄉(xiāng)。

正待發(fā)電間，忽聞報載，長期而艱苦的新聞工作使張季鸞先生積勞成疾，心力交瘁，黯然神傷，身患嚴重肺病。住院期間，國民政府衛(wèi)生署署長多次探望，并指示醫(yī)護人員全力診治，蔣介石也曾親自到病房探望。但因肺病已到了晚期，不幸與世長辭，時間為1942年9月6日，終年54歲。

陜北各界紛紛立石碑于榆林城內(nèi)蓮花池畔，碑座正面有鄧寶珊題寫的“健筆衛(wèi)國”四字，以為永念。

回望張季鸞先生的一生，執(zhí)掌《大公報》，支持筆政十五年，文如秋水不染塵，人如池蓮水清骨，傳世佳作三千篇，開創(chuàng)了《大公報》之新紀元。如此成功，究其原因可以有許多，但有兩條極為重要：一是他所遵循的辦報宗旨，二是他一生不愛財、權(quán)、名。

他主持下的《大公報》更有“四不”原則，即“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”，寥寥八字，擲地有聲。

有人說，天才是上蒼派往人間的使者，他的所作所為，蕓蕓眾生只能欣賞，不可模仿。

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。那長天里、青史中，永不消逝的唯有英名。

關(guān)鍵詞： 一介書生 實際上是 趨炎附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