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馬遷家世家風、家教傳承久遠，司馬氏代有才人出

司馬遷來自于書香門第的史官世家。家學淵源的他，自幼受到父親司馬談豐富文學涵養(yǎng)以及學術思想的熏陶。

司馬氏先祖自周代起即任王室史官，掌管文史、星卜、祭祀等事宜。

五帝時代的顓頊帝命南正重掌管天文星象，北正黎掌管地宜事務；周宣王時，重黎的后裔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職守，而恢復為司馬氏，此便是司馬遷這個家族世系的由來。

司馬遷自述遠古的祖先，追溯至顓頊時期的天官；他強調自己的史官家世，世系上推到重黎之后，自視有世典周史的榮耀。

淵源的家世

司馬氏世代職掌周史。周惠王、襄王的時候，司馬氏遷離周王畿內，到了晉國。晉國大夫范武子逃奔秦國，因而司馬氏家族轉入了少梁這個地方；其直系祖先，是戰(zhàn)國中期秦國著名的武將司馬錯。

后來秦能攻打六國，不得不歸功于司馬錯的高明策略。

秦惠王時期，司馬錯曾經(jīng)在朝堂上與張儀辯論過"伐蜀與伐韓"的利害。司馬錯認為要有經(jīng)濟基礎才能振國威。換言之，他認為伐蜀能得到的利益大于攻韓。

秦惠王采取了司馬錯的策略，并派他出兵巴蜀，結果"得勝而守之"。

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曾參與著名的"長平之戰(zhàn)"。那一戰(zhàn)，趙國被秦國坑殺四十余萬而一蹶不振。

可以說，司馬家族是秦國的功臣，他們?yōu)榍貒於艘唤y(tǒng)天下的基礎。司馬靳其后也跟武安君白起一同被賜死在杜郵，葬在華池。

正是祖先的榮光，造就了司馬家族偉大的抱負和歷史責任感。

父親的宏愿

司馬遷的父親是司馬談。他在還未做官時，就非常仰慕遠祖作史官的榮耀，希望從他這一代開始恢復史官之職務，期盼自己能夠像遠祖一樣，擁有史官的名號。他在漢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間任太史令，任職三十年之久。

太史令的工作是負責編纂歷法，測候天文、占卜祭祀，亦負責纂修歷史，管理文書及收集、整理圖書等。

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中記載："學天官于唐都，受易于楊何，習道論于黃子……"唐都是當時西漢時期精通天文的專家，楊何是傳授《易經(jīng)》的學者，黃子是研究道學之大師。

司馬談受業(yè)于三位學術領域不同的大師，因而具有廣博的學問及黃老思想。

從《論六家要旨》可以看出司馬談的學力膽識，以及他對儒、墨、名、法和陰陽等家提出的精辟分析。

司馬談對儒、墨、名、法和陰陽等家的優(yōu)劣、利弊、得失做了總結式的批判，卻對道家思想給予了肯定。

而這種思想，對司馬遷的人格和治學態(tài)度，皆帶來了深遠的影響。

司馬談因為先祖世典周史，期望能夠傳承史官家世，并將史官視為祖業(yè)，自然希望兒子司馬遷能夠繼承。

史官在當時是最博學的存在，他們必須具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的知識儲備。于是，司馬談希望在擔任太史官之時，"天下遺文古事，靡不畢集"；而且在擔任太史公的職位時，能夠利用職務之便，撰寫一部表彰明主賢君、忠臣死義之士的史書。

第二個"孔子"

司馬遷從小便在家里務農，他十歲起誦讀古文，并接受父親的啟蒙教育。

淵源深厚的家學背景，對司馬遷日后治學造成了深刻的影響。后來，他隨著父親來到了長安。

眾所周知，長安在當時是西漢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中心。這種學習條件，對于司馬遷來說是非常有利的。他請教學問的對象，大多是名儒學者，如著名經(jīng)學的大師孔安國，司馬遷向其請教、學習古文，并且接受儒家思想教育。不僅如此，司馬遷還涉獵了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等古文經(jīng)書。

當時漢朝的文學環(huán)境，已經(jīng)由漢朝初期的黃老之學，轉變成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學，但是司馬談教育司馬遷時，卻采用了"多樣教育之法"，除了自己所擅長的道家思想外，還有儒家的思想影響。他甚至還以培養(yǎng)史官的嚴苛要求，來教育司馬遷。

所以，司馬遷在當時所接受的知識，除了太史必備的天文星歷等天官知識外，還有戰(zhàn)國時代的百家學以及其他的古籍文獻。

司馬遷在父親恢宏的理想教育計劃下，擁有了豐富的知識基礎。他在思想上留有黃老思想，精神上卻是承襲孔子的儒學。正因如此，司馬遷對于儒學的經(jīng)典，可以有更加深刻的認識。

司馬談一直期望的，是恢復史家之名，完成"著史"的宏偉計劃。遺憾的是，他在生前并沒能完成這項工作。

司馬談推測在他死后，兒子必定做太史。因此，他千叮嚀萬囑咐，要兒子一定不忘自己的計劃。而司馬談的遺訓除此之外，還希望司馬遷以"六義"為依歸，做第二個"孔子"。

司馬遷在史學上的成就，可以說很大一部分功勞，要歸于他的父親司馬談；正是因為司馬談的用心栽培，司馬遷才能有《史記》這樣輝煌的作品。

關鍵詞： 道家思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