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自成改襄陽為“襄京”，成為“新順王”后，為何又要攻占西安？

崇禎十五年（1642年）冬，李自成親率四十萬大軍來到襄陽，準備將襄陽一舉拿下。

此時，據守襄陽的明軍是明末大將左良玉，他率領的明軍大約有二十萬人，在數量上遠遠不及李自成的農民軍。

這支明軍面對數量上占絕對優(yōu)勢的農民軍，不但沒有整軍備戰(zhàn)，積極操練，反而流露出未戰(zhàn)先怯，自亂陣腳的情緒。由于糧餉不足，軍心渙散，將士們便將主要精力放在對襄陽百姓的大肆劫掠上，準備在逃跑之前，狠狠的從當地老百姓身上搜刮一些民脂民膏。

這種臨死之際戕害老百姓的做法，在中國歷朝歷代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。

襄陽明軍的胡亂做法，讓當地老百姓對左良玉領導的明軍恨之入骨，巴不得這些明軍被農民軍趕跑。所以當他們聽到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已經兵臨城下，不由得歡聲雀躍，紛紛“焚香頂禮、牲酒遠迎”，擁護李自成的農民軍，希望農民軍攻占襄陽城。

自古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李自成的農民軍沒有浪費多大周折便將襄陽城收入囊中。

第二年春，也就是1643年3月，在陽光和煦的春風里，李自成改襄陽為“襄京”，建立了初具規(guī)模的農民軍政權，他自己也被一眾農民軍朋友推舉為“新順王”。

襄京似乎成了李自成農民軍新政權的首都，被賦予了一個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。

幾個月之后，在湖北武漢，張獻忠率領的農民軍攻占了武昌。他一看自己的同鄉(xiāng)李自成在襄陽建立了政權，當了“新順王”，于是也腦袋一熱，不甘人后，也大張旗鼓的建立了大西政權，給自己封了一個“大西王”。

一時間，湖北大地上出現了二個新興的王朝，國人矚目。

遠在北京的崇禎皇帝得知農民軍聲勢日盛的訊報后，心如火焚，寢食難安。一方面要面對虎視眈眈的大金，一方面又要面對潮涌般的農民起義浪潮。他急忙召集朝臣商議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病入膏肓，群臣反復商議，也拿不出一個好方案。

最后，崇禎皇帝下令讓陜西總督孫傳庭統(tǒng)帥大軍東出潼關，向南攻擊農民軍。同時命令左良玉率領大軍向西北進發(fā)，對盤踞湖北的農民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，圍殲農民軍。

這時，李自成也沒閑著，他雖然做了“新順王”，卻并未沉湎其中，而是在積極思考農民軍下一步的戰(zhàn)略部署，計劃北上攻打北京，直接將大明帝國徹底顛覆，完成他的終極目標。

他的丞相兼首席謀士牛金星建議先取河北，直搗北京，推翻大明王朝。

禮政府（當時李自成為了區(qū)別明朝的禮部，稱農民軍中央六部為六政府）侍郎楊永裕主張向東占領金陵，切斷漕運，直接把北京的錢糧供給給攔腰砍掉，北京不攻自破。

以上兩條建議都不錯，但這種玩法有點冒險，萬一失敗，農民軍將潰不成軍，面臨滅頂之災。如果勝利，將大大縮短大明帝國的國祚命運。

李自成有些猶豫，變得極為慎重。

這個時候，他的吏政府從事顧君恩站出來發(fā)表意見，認為東下去金陵從時間上來說會更加漫長，不利于農民軍。而直搗北京又顯得操之過急，也不利于農民軍。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，認為農民軍先取關中，建國立業(yè)，然后擴充三邊，得其土地和兵力，接著再攻取山西，向東順勢攻占北京。

得關中者得天下，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定律。劉邦爭霸天下，讓韓信領兵占領關中，才最終成就了大漢王朝。李淵從太原領兵入關攻取長安，才奠定了大唐江山社稷。

李自成絕頂聰明，自然對顧君恩提出的方案大為贊許。據守長安，建國立業(yè)，是他一生的夢想。進可速攻，退可據守，進退自如是農民軍行穩(wěn)致遠、靈活作戰(zhàn)的優(yōu)勢所在。他很快接受了這個建議。

于是他親率大軍進入河南，迎擊孫傳庭的明軍。

孫傳庭帶兵打仗也是一員猛將，但面對李自成的農民軍，卻一戰(zhàn)即潰，掉頭向潼關方向逃去。在潼關還未立穩(wěn)腳跟，就被農民軍乘勝追擊攻破潼關。孫傳庭也在混戰(zhàn)中被農民軍所殺。

潼關一破，關中的東大門被打開，農民軍長驅直入，很快到達西安城墻下。

西安明軍守將王根子打開城門，熱烈歡迎李自成的農民軍進入西安城，這一年是大明崇禎十六年十月。

隨后，農民軍分成幾路，向四周擴充地盤，補充兵力。一路追擊明朝的殘兵敗將，一路南下攻占漢中；一路北上進軍陜北、榆林；一路西進占領固原、肅州，取得了輝煌戰(zhàn)果。

不到半年功夫，李自成的農民軍已經占領了包括今天的湖北西部、河南大部分地方以及陜西、甘肅、寧夏等地。

1644年的正月初一，李自成在西安即位，建立了“大順”政權，建元“永昌”，改西安為長安，稱西京。

關鍵詞： 李自成在